导语：社会流动是揭示社会结构与开放性的重要指标，如何结合时代大背景抑或从更长远、纵向的视角客观地反思社会流动？在5月13日（周四）举行的春季学期“泮溪下午茶”第四讲，来自复旦大学的李煜老师以“代际流动的分析框架与议题”为题，系统性地梳理了社会学界在这一经典议题的理论和经验研究进展。

李老师首先对“社会流动”的内涵与外延、社会开放性及其测量、分层与流动进行了解释与强调，流动是社会结构位置的变化，主要体现在父代与子代之间在诸如阶层、职业地位、收入等方面所体现的差异，即“社会流动”最直接的反映是代际流动。关于流动的后果，李老师围绕马克思、索罗金、桑巴特、布劳和邓肯、李普塞特的观点进行了比较，并认为50年之前主要是基于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之下对社会流动进行的关注与探讨，并针对作为社会关系的阶级、共同职业特征组成的阶层、被聚合的社会个体三种不平等世界的理论视角进行了对比。

其后，李老师讲解自上世纪中叶开始社会流动研究的发展脉络，从第一代以Glass为代表的以流动率（百分比）作为描述性指标，第二代以布劳—邓肯“地位获得”模型为代表的研究方法与机制揭示的突破，第三代以工业化发展内在逻辑（技术理论性与经济理性）促进公平流动机会的预判，以及流动率计算与流动模式的发展，再到第四代对第二代中流动过程与机制的重视与回归以及更为多样性的主题。伴随经济学对社会流动的介入，“钱”作为资源最一般的等价物，对代际流动起到的作用似乎比社会学意义上的“职业地位”更强，这或许引发哪些影响代际流动差异的因素更重要的深入思考。

随着时代的变迁，不平等所导致的绝对流动下降，但不平等与相对流动的关系仍不明确，同时，对于中国当前社会而言，经济结构转型放缓，“绝对机会”减少，房产涨价对职业阶层不平等的削弱，家庭资源对独生子女的优势与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等造成社会流动过程的复杂性，以及此前多关注个体流动而群体流动未得到充分重视，如何通过技术方式揭示群体流动与个体流动之间的关系，抑或追溯历史，从更长期的视角审视流动的更一般性的逻辑，这些都是今后代际流动议题继续深入扩展的思路，李老师鼓励在座同学在研究方法与理论能够推陈出新，丰富对这一议题的深入研究。（供稿：姜珮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