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学的发展历史中，文化问题从未脱离学者们的视野。20世纪90年代，话语、文本、观念、符码与情绪等文化分析议题浮现，形成了以文化维度为核心的社会学阐释框架，这一趋势被表述为社会学的文化转向。4月15日（周四）春季学期“泮溪下午茶”的第二讲有幸邀请来自复旦大学的胡安宁教授，胡教授以《社会学的文化转向如何避免“装饰社会学”陷阱？》为题，分享这一议题的发展脉络以及如何避免“装饰社会学”等问题。

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的文化转向大致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其主要路径是从文化角度去理解传统的行动与结构关系，并考察其间的互动关系。在本次讲座中，胡安宁教授主要回顾了社会学的文化转向背景、方向、原因、代表人物、文化转向极端化之后的风险，指出文化转向极端的风险就是容易走入“装饰社会学”的陷阱，并且就如何规避“装饰社会学”陷阱的问题给出了三个维度的超越路径。

首先，胡安宁教授指出了社会学的文化转向的背景和方向，即从什么转和转成什么的问题。社会学的文化转向的学科背景是结构功能主义和实证主义占据主导地位和逐渐受到质疑。在社会学家意识到既有理论框架局限之后，他们尝试转向以符码、情绪、话语、文本、叙事和观念等文化议题为代表的研究范式。

其次，胡教授就社会学的文化转向的“为何转”给出答案。社会学的文化转向有现实和理论两个方面的原因。从现实方面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资本主义消费社会的崛起和资本的全球化扩张以及20世纪60年代的学潮与社会动荡，这一阶段不仅为社会学提出了新问题，还彻底改变了西方主流社会学的命运，在面对新的挑战时，主流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捉襟见肘。从理论方面来看，新功能主义、解释学、后结构主义、文化研究之伯明翰学派等理论研究的发展，它们为社会学的文化转向打下基础。因此，人们以差异替代了普遍，以相对替代了绝对，以视角替代了客观，以不确定性替代了确定性，从而在实质上推动了一场社会学的文化转向。

接着，胡安宁教授就社会学的文化转向给出了代表人物。总的来说，社会学的文化转向的代表人物分为“软”和“硬”两类。“软的”文化转向以戈尔茨、布迪厄和亚历山大为代表。“硬”的文化转向以福柯和布希亚为代表。

然而，胡安宁教授指出，如果将社会学的文化转向走向极端化，则会陷入一种“装饰社会学”的陷阱。从理论上讲，对文本和话语解读的过分强调容易从理论而非经验现实的角度来理解人类行为和互动，从而将实践的社会历史（social history in practice)转变成理论变迁的历史(the history of theoretical changes)。这本质上一种装饰性的理论主义（theoritism）。

为了避免陷入“装饰社会学”陷阱，胡安宁教授指出三个维度的超越路径。首先，是理解文化的发生学基础，而这些需要现象学社会学和认知社会学的理论资源；其次，是理解个体文化表现与集体文化表现之间的关系；第三，需要做的努力是理解场域层次的文化效力。

在讲座的总结部分，胡安宁教授认为，从学科内范式区分的角度来看，社会学的文化转向无疑带来了范式意义上的革新。但是，如果将文化转向所强调的文本诠释推向极致，则有可能落入一种装饰社会学的陷阱。为了避免落入装饰社会学的陷阱，文化社会学者可以通过借鉴现象学和认知社会学的相关成果以理解文化的发生学基础；通过计算社会学提供的新的分析工具测量文化在个体和集体层面的表现从而理解个体文化与集体文化之间的关系；通过从单数的符号意义系统文化转向复数的实践文化以分析不同场域“中层”的文化效力。

分享结束后，在场的同学针对结构解释与文化解释的关系、解释范式与阐释范式的含义与关系、量化技术与文化研究结合的问题和文化转向研究对定量的主观变量研究是否有帮助（以及可能实现路径与难度）等议题积极向胡教授请教他们在研究过程中的困惑，胡教授也都耐心地一一解答。（图文：袁声名）